引言
一份有效的遗嘱是完善遗产规划的基石，确保个人资产按照其意愿进行分配。然而，在新加坡，遗嘱可被质疑的理由是有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缺乏立遗嘱能力（lack of testamentary capacity）。本月的《家族传承规划》文章探讨了[2024] SGHCF 36一案，该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立遗嘱人在签署其最后一份遗嘱时是否具备必要的精神能力。此案强调了谨慎进行遗产规划的重要性，以及在可减少法律挑战风险的情况下执行遗嘱的必要性。
[2024] SGHCF 36 案件简要概述
该争议涉及一位父亲的两份相互冲突的遗嘱——一份于2011年签立，将遗产留给女儿；另一份于2012年签立，将遗产改为留给儿子。女儿对2012年遗嘱提出挑战，主张其父亲在签署时缺乏所需的立遗嘱能力，因此2012年遗嘱应被宣告无效，而应以2011年遗嘱为准。
案件背景
立遗嘱人是一名富有的商人，育有六名子女，包括原告（儿子）和被告（女儿）。2011年遗嘱将其主要资产——一栋价值不菲的洋房——留给女儿。然而，在2012年11月，立遗嘱人签署了一份新遗嘱，撤销2011年遗嘱，并将其全部遗产留给儿子。
立遗嘱人于2019年3月去世后，女儿继续独占居住该洋房，并拒绝承认2012年遗嘱的效力。她声称父亲当时患有失智症和认知能力衰退，并受到兄长的不当影响而签署2012年遗嘱。
双方主张
被告（女儿）主张撤销2012年遗嘱，理由包括：
- 其父亲早在2012年1月已出现进行性失智症和认知衰退，无法理解2012年遗嘱的法律效果。
- 樟宜综合医院（CGH）的医疗记录显示立遗嘱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和血管性失智症。
- 2012年遗嘱是在立遗嘱人出院数日后签署的，时间点令人怀疑存在不当影响。
她还指出，父亲长期以来的意愿是将房产留给女儿，因此突然改变安排令人起疑。
原告（儿子）则反驳称：
- 立遗嘱人直至去世前仍能独立管理财务，包括银行交易和支付账单，显示其具备认知能力。
- 2012年遗嘱的见证人均证实立遗嘱人当时神志清醒、自愿签署遗嘱。
- 医疗记录并未证明立遗嘱人在签署遗嘱的确切时间点缺乏决策能力。
-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不当影响，且立遗嘱人曾在私人谈话中重申希望将遗产留给儿子。
法院分析与裁决
高等法院审理后判决支持原告（儿子），维持2012年遗嘱的有效性。法院的裁决基于以下几点：
- 遗嘱见证人的证词，确认立遗嘱人在签署时头脑清晰，且见证人无任何利益冲突，其陈述一致且可信。
- 财务记录显示立遗嘱人持续独立管理个人事务。
- 对医疗证据的质疑，因为没有医生在遗嘱签署的确切时间点明确认定立遗嘱人精神无行为能力。
最终，法院裁定2012年遗嘱有效，并认定立遗嘱人具备所需的立遗嘱能力。
理解“立遗嘱能力”
根据新加坡法律，立遗嘱能力是指立遗嘱人具备理解遗嘱性质及其法律效果的精神能力。依据Chee Mu Lin Muriel v Chee Ka Lin Caroline [2010] 4 SLR 373，立遗嘱人必须：
- 理解其行为的性质（即明白自己在立遗嘱及其法律意义）。
- 了解其财产范围及分配方式。
- 认识其受益人并理解他们对遗产的潜在权利。
- 不受异常精神状态影响（如妄想或严重认知障碍）而作出决定。
结论
精神能力是遗嘱有效性的关键要素。[2024] SGHCF 36一案表明，虽然医疗证据非常重要，但仍需结合可靠的见证人证词及对立遗嘱人日常行为的客观评估。妥善的文件记录、可信的见证人及法律保障措施，有助于避免昂贵且情感上痛苦的遗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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